截至去年6月底，全國已有1764家三級醫院牽頭組建了多種形式的醫聯體，占全國三級醫院總數的八成；已有321個地級以上城市開展醫聯體建設試點，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總數的94.7%。

      過去三年我想整個中國醫改中聽到最多的詞，應該是“三級分診”和“醫聯體”，國家希望病人先從基層社區開始，疑難患者通過層層分診的方式再向大醫院進行轉診，這樣一來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醫療浪費，緩解大醫院的擁堵，二來可以讓基層醫生獲得更好的鍛煉，同時降低中國醫療總費用，提高醫療總效率。

      其實我們國家的醫生300萬，總數并不少，跟美國醫生一百多萬，占人口總數比例相當，而且我們效率是比較高的，并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短缺，否則也不會有執業醫師考試越卡越嚴，嚴格準入的事實了。但會出現大城市大醫院的醫生特別忙碌，而很多一線基層醫生可能連百分之二三十的工作量都沒有的現象。

      所以國家想通過“三級分診”改善這種現狀，同時也希望基層不僅有病人的轉診，更有醫術的提高，希望醫聯體，進行“傳幫帶”來強基層。

      但事實上政策真的開始往下走的時候，我們發現大量變形的醫聯體很有可能是一種歷史倒退，原因有以下幾點：

      由于三級分診后，很多大型醫院的常見病多發病的門診確實下降，雖然這也是國家希望的，但是由于整個患者流量逐漸往下走，對完成醫院每年增長的目標會更加吃力，于是大量的醫院開始以醫聯體為名到下面去虹吸病人上來。

      他們甚至有的并不是真想去幫助基層，更多的想法是為了完成自我小團體的利益，希望把下面一個個點變成他們公立醫院的連鎖店，先以各種名義將觸角下沉到基層，再進行源源不斷地抽水。

      因為我們知道任何的政府、機構或企業只要處在了壟斷地位，就會千方百計想維持它的地位，這是一種本能，就算是初心善良的人，一樣也會在各種形勢下干壞事。

      從上面可知，很多的基層醫院或縣級醫院，并不是特別希望往“醫聯體”上面去會診轉診，因為會診之后，上面的醫生就會有選擇地把病人轉到他那邊去。

      可能一去會診病人就不見了，只見病人轉上去，不見病人轉下來，上去容易卻不下來了，那么我們基層的醫生一樣得不到鍛煉與成長，同時三甲醫院的很多專家有時候也并不希望去完全地幫扶，他們害怕“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希望你們一直處在這種狀態，然后他們可以持續地吸流。

      在美國其實也是有醫聯體的，但是它相對比較市場化，而我們這邊的醫聯體更多帶有行政色彩，混合有各種利益驅動，這其實會帶來另外一種變形和違規！

      在美國的醫聯體，“守門人”醫生到專科醫生轉診的時候是不能夠收取任何利益的，不能轉到任何有股權關系或是事實控制關系的醫療部門去，謹防利益輸送與商業賄賂等。這是有專門的法案來約束的——《斯塔克法》（Stark Law）。

     《斯塔克法》是“社會保障法”的一項規定，禁止醫生為保健服務進行某些轉介。具體而言，如果醫生或家庭成員與該提供者有財務關系，則禁止醫生將患者轉診給另一個Medicare或Medicaid提供者進行“指定的醫療服務”。（這里的提供者指的是醫療機構）

   “財務關系”既可以是所有權利益也可以是補償安排，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用最簡單的術語來說，《斯塔克法》旨在減少轉介中的利益沖突。重要的是，《斯塔克法》是律師所稱的“嚴格責任”法令，它不需要醫生從轉診中受益的證據。只要醫生進行了“不合規”的轉診，他就是違反了法規。

    《斯塔克法》是舉報人非常有用的工具。許多聯邦法院認定，向Medicare或Medicaid提交的“指定醫療服務”索賠意味著所提供服務不是違反Stark法的結果。因此，違反《斯塔克法》提出的索賠是“虛假索賠法”下的“虛假索賠”，舉報人可以提起訴訟，代表政府收回這筆錢，并在此過程中收取獎金。

      但是，我們中國現在干的事，很多醫聯體的部分機構之間有一個事實控制，或者是有托管關系的，甚至在轉診病人，轉介業務后有分成或利益的交換，這本質上是一個不合規的東西，特別是利益分成，它不但違背了市場經濟規律，也有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雖然我們的確有行政法規指出，不允許轉診患者有任何的利益，但由于某些變形醫聯體掛的遮羞布，導致在執行中有非常多的變形，明明可以轉到合適的醫院去，因為醫生限制或者是利益的驅動，只轉到相應的醫院去，實際上對患者是并不利的，也剝奪了一些患者的自由選擇權。

   “三級分診”并不代表患者只能沿著你推薦的路徑走，應該有一部分的患者仍然是可以有自我選擇的權利，所以我們很多越來越變形的醫聯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也會帶來大量現實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