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耀醫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是一家經營醫療器械、生物化學試劑生產銷售及四技服務等業務的公司。2010年至2015年期間，該公司參與安徽省衛生廳采購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1+2)型快速檢測試劑等項目活動過程中，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求”安徽省衛生廳疾病預防控制局原局長羅某關照，分六次向羅某行賄財物價值共計人民幣43.9萬元。

      據安徽省衛生廳疾控局工作人員稱，按照規定流程，安徽省疾控中心要先根據中央和省財政資金安排以及全省艾滋病檢測需求提出的采購計劃報省衛生廳疾控局審核，會商廳規財處后報廳領導審批。采購計劃通過后，疾控中心提出產品的技術參數，報疾控局審核。審核通過后再報省采購中心，最后掛網招標。而艾滋病快速檢測試劑在制定參數時最關鍵的是采購進口的還是國產的。

      一些工作人員還證實，在制定試劑采購計劃和技術參數的時候，羅某傾向于采購進口知名品牌，當時在國內銷售的艾滋病快速檢測試劑進口知名品牌只有韓國、美國和加拿的三個品牌，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競爭范圍；在疾控局局務會上，有人提議采購國產的檢測試劑，但羅某堅持要采購進口知名品牌產品，排斥了國產品牌產品參與競爭，客觀上增加了進口產品的競爭力。

      在評標之前，羅某還打招呼，要求采購價格低、性價比高的產品，傾向選擇韓國SD品牌產品，而這一產品就上海某耀公司代理的。

      據該公司工作人員稱，2007年至2014年，該公司代理韓國SD品牌艾滋病快速檢測試劑在安徽省每年均能中標，采購數量維持一定的規模，保證了安徽的市場份額。

      2007年10月，安徽省衛生廳、安徽省財政廳聯合下發通知，組織實施市、縣兩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實驗室裝備招標采購項目，這對于經營醫療器械的公司來說是一塊很可觀的市場。

      入市的“指路人”很重要。安徽某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劉某與羅某是大學同學且平常關系好。于是，劉某找到羅某咨詢此項目的相關情況，羅某表示歡迎劉某的公司參與招標采購項目。在招投標前，羅某還給劉某提了關于所要采購設備選型的建議，劉某據此選定代理銷售北京一家公司生產的原子吸收分光光譜儀。

      產品選定后，劉某告訴羅某須在疾控局設置招標參數時關照其所代理銷售的產品，將石墨爐橫向加熱技術列為關鍵參數。在羅某的關照下，該性能被列為原子吸收分光光譜儀產品關鍵參數。

      招投標過程中，參與招投標的其他公司對原子吸收分光光譜儀橫向加熱技術列為關鍵參數提出質疑，但因羅某的關系，該參數仍予以保留。最終，通過不正當競爭手段，安徽某星公司借用資質的一家公司中標，某星公司則通過銷售獲利。為感謝羅某的關照，劉某送給羅某人民幣20萬元。此外，同樣由劉某作為法定代表人的合肥某星藥物研究所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也向羅某行賄20萬元。

      在多起向羅某等人行賄的案件中，記者注意到，量身定做招投標條件是權錢交易的“賣點”。而一些有門路的公司甚至專門靠“公關”謀利。

      2006年、2011年，上海某某西醫療用品有限公司分別與兩家醫療器械公司達成合作協議，共同參加安徽省衛生廳組織的采購設備的招投標活動。雙方約定由某某西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負責對羅某等人的公關工作，如果中標，合作公司將支付某某西公司“傭金”。

      據證人證言證實，選擇合作的原因正是看中宋某在安徽省衛生廳有關系，讓宋某去運作招投標，負責公關業主單位領導和負責標書制作的專家，同時將擬投標設備的技術參數提供給宋某，讓宋某將此技術參數拿給業主單位的領導和負責標書制作的相關人員，使他們在制作標書的時候，能將設備的技術參數盡量多的涵蓋進去，提升設備的中標競爭優勢。

      之后，宋某請求羅某對兩家合作公司予以關照。最終合作公司中標并獲利，某某西公司分別獲得56萬余元傭金、價值人民幣28萬元的膠片獎勵。該公司為感謝羅某的關照，由宋某送給羅某34萬元。

      同樣是為了中標，安徽某薄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向羅某、疾控局項目經辦人陳某，以及負責牽線搭橋的安徽省衛生廳原行政服務中心主任齊某行賄，金額從十幾萬到幾十萬不等。

      經法院審理，上述醫療器械公司均犯單位行賄罪，被法院判處罰金30萬元至80萬元不等。這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犯單位行賄罪，被判處緩刑或免予刑事處罰。

      而羅某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八十萬元。